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使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迅速增长，2001-2010年工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40033.6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6086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75.5万亿，其中工业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0%。

事实上，由于资本流动的全球性，信用评级早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战略制高点，谁获得了信用评级机构的控制权，谁就占据了这个战略制高点。主权信用评级下降常伴随着资本流入减少。

首先，谁掌握了信用评级机构，谁就掌握了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对外金融净资产由1627亿美元增长到3603亿美元，年均增长22%。美国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随心所欲，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右手握有美元霸权、左手握有评级机构这根大棒，使得在同一金融游戏规则内博弈的国家，包括欧洲发达国家同盟，都逃脱不了被美国牵制的命运。中国应抓紧培育本土评级机构目前，我国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构建本土评级机构的重要性，尤其是2010年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组成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已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对构建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中国迫切需要抓紧时间培育本土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评级机构。

一旦一国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其面临的风险一是国债收益率上升。之所以说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风险，主要基于两个理由。按照最近的数据，欧洲现在国债余额很高，但是平均税负是41%，美国现在的国债也很高，但是美国今年联邦政府加上地方政府的征税比重是24%。

即使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很严重的时候，美国政府每次下药都比我们预计的轻。很多人似乎认为怎么没有立竿见影，政策是否有误？其实像我们身体一样，吃了药也需要一段时间调整。美国是政府花钱比较容易，但是美国政府征税很困难。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进入政府，越来越多的财产、资产的升值也继续留在政府，而不是留在民间老百姓手里。

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长期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前景很难避免。它不应该享有随意征税的权力。

长期可能指的是未来三至五年的概念。按照我初步的估算，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每一个人给自己提醒一下，也许要给市场看不见的手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但是这也造成一个问题，很多政策在颁布之后，专家、民众没有耐心去等待政策发挥效用的过程

使资源要素租金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人人有份，共同分享。二是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市场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该市场化的方面政府仍然管制，或者市场化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部分，政府又通过甩包袱的办法给市场化了。因此，从维护执政党和决策者的地位出发推进改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整个社会生活经济中，其他行为主体如果不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与官员保持联系，很难存续，很难发展，因而主动投靠政府和官员，并通过权力寻租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现行弊端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念可能更重要。建立全面统一的政府预算，把预算外和财政外资金（包括各单位的小金库）纳入预算。

三是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解决利率和汇率的长期呆滞和扭曲问题。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再加上地震的影响，仍然是看不到出头之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理念？ 一是要从壮大社会取得突破，就必须从落实《宪法》第35条做起，即真正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消费增长17.1%，比2010年有所回落，主要是汽车和楼市相关类产品增长趋缓，但基本比较稳定，对GDP的贡献达51.6%。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来看，投资仍然是主要动力，名义增长23.8%，由于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弥补了由于房地产调控而带来的投资减少，增速与2010年持平，对GDP的贡献度达54.2%。这既与国际经济形势有关，也是经济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

小政府大社会不是个严谨说法，我们的政府的确很大，大到拥有无限权力，大到权力不受约束，因而是一个无限政府。来源: 时代周报 进入 张曙光（天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

美国并没有设法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降低两大赤字，而是仍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力图迫使别的国家进行调整，则自己从中得利。但是，上个月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未能取得足够的突破，无法解决欧元区的金融难题，欧洲领导人近期采取的政策措施不足以应对欧元区内部存在的系统性压力。

让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定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现行的行政过程进行预算决策。如果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和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不能改变，怎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和增加百姓的福利？怎么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唯GDP的增长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不同的结构调整，也寄希望于改革和调整的推进，近期内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的希望不大，小的调整还会出台。这种情况的出现符合人们的普遍预期，既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必然结果，也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显现。社会机构发展起来，不仅可以代行政府的很多职能，形成监督，而且相互之间也会形成合作和制衡。改变现行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状态。

但如果想推进改革，应当展开研究和讨论，进行必要的准备。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被下调两个评级。

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举其要者有：一是真正实施公共财政。

人们提出了一个描绘世界经济态势的用语—新常态。因为，对于三地来说，8%的目标也是超过潜在能力的增长，而发展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很多地方圈地、搞开发区、增投资、上项目的口号。

从壮大社会入手，可能是解开三者连环关系的一个可行的选择。要约束政府，必须壮大社会。然而，制度变迁又与人的理念高度相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为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的规模设定上限，保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服务。

在现代社会，政府只能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要受到必要的约束、制衡和监督。因此，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一个结构大调整的任务。

世界经济也是前景暗淡，IMF等国际机构普遍调低了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二是社会矛盾在某个方面激化，现行链条从某个环节断裂出事，迫使决策者进行改革，这种可能性较大，但其结果如何也很难说，有好坏两种可能。其实，能否告别唯GDP的经济增长，既不取决于经济增长潜力如何，也不取决于宏观政策操作，而是取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决定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